赫鲁晓夫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三个方面表现突出：他将斯大林时代未归还的旅顺港归还给中国，为中国提供了百万吨粮食的援助，此外还帮助建立了中国的首座原子反应堆。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些举动，中苏关系却开始出现裂痕。那么这究竟是为何呢？1954年10月，中苏两国发布联合公报，决定苏军在1955年5月31日前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出，并将相关设施移交给中国。这一决定在当时为中苏关系的改善注入了积极因素。然而，仅仅五年后，1960年，赫鲁晓夫却下令没有留下一个苏联专家撤离中国，包括关键的技术文件和图纸。这种从赠予到断供的转变使人们开始质疑赫鲁晓夫对中国的真实态度。

要想理清这一切，得追溯至1945年，苏联依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了在旅顺港驻军的权利。虽然旅顺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苏军继续对其实施控制。1950年，中苏签订了新的同盟条约并修改了旅顺口的协议，最初计划按照过渡安排逐步移交，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的缘故，双方面同意继续延长双方对旅顺口的共同使用期限，直到1954年重新商讨提前归还的事宜。当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局势却发生了变化。当时赫鲁晓夫面临党内挑战，东欧局势不稳，他意识到必须稳固与中国的盟友关系，于是主动归还旅顺港，并承诺为中国增加15个援建项目，使总项目数由141项增至156项。这一系列举动表面上看是为了拉近与中国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双方的援助关系也暗含着利益交换，谁也不是出于纯粹的慈善。

对于旅顺港的归还，其实并不是全然无偿。在1955年5月31日前，苏军要完成撤出，按联合公报的要求无偿移交部分设备，其实中国接收的部分物资是有偿的。例如，中国接收了包括小型鱼雷艇、护卫艇及飞机在内的多种装备，其中有偿部分需要付款，而无偿部分也包含有一定条件。实质上，这是一个双方都有算计的利益交割。

在核工业方面，1955年1月中苏签署了利用原子能的协定，苏联对此提供了建设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支持，到1958年这些项目相继达到预期目标，也让中国的科技人员获得了赴苏联实习的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核心的核武器设计技术并未全面转让，这部分仍需中国自身逐步摸索与学习。1961年2月，中国正面临自然灾害，苏联提出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及50万吨古巴糖，但因翻译错误，中方对粮食的接受并未明确承诺。同期，中苏的贸易逆差达到约10亿卢布，中方最终接受了50万吨古巴糖的贷款条款，并进行了五年的无息偿还计划。同时，中国也在与其他国家洽谈粮食进口，以寻求更大的独立性并表现出自主意识。

然而，两国关系并未如愿稳定发展。1958年，苏联希望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并组成联合舰队，被中国拒绝，这实际上是涉及到巨大的国家主权问题。1959年中印边界摩擦时，苏联的一些表态使中苏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通告中国，决定在9月1日前撤回所有苏联专家，涉及1390名专家，分布在250多个企事业单位。这一通知直接导致所有专家陆续离开，相关的图纸、计划书及施工资料也一并带走，同时苏联还停止了对中国的关键设备和紧缺物资供应。这一波撤回使得中国在承诺的304个协议项目中，很多合同被迫暂停，很多在建项目也因此停工。失去了技术支持后，中国面临巨大的困难，但这也强化了奋发自立的决心。毛主席提出要还清欠款，强调只能依靠自己。最终，在困境中，中国的核工业团队依靠之前积累的经验，于1964年成功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

总体而言，苏联突然撤走专家及终止供应，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也让中国意识到“依靠自己”的重要性。中苏关系的变化，除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更是大国之间利益与主权底线的较量。中国始终坚持兄弟关系之余，维护国家的主权。在此过程中，苏联试图以外交援助为条件来主导中国的做法并未如愿，相反，这让中国更加坚定了在压力下走自我发展的道路。